“我覺得自己不是個做大事的人，也不喜歡做大事。”當新東方學校校長俞敏洪在中國地質大學活動中心講臺上，以這句話開始他的講座時，臺下坐得滿滿的年輕學生顯然吃了一驚。
“我高考考了三年，78，79，80。我當時的夢想并不是要去北大。我是江蘇省的，我就想考入江蘇省地區師范學院。那是一所大專，地點是在常熟市。那是我夢寐以求的地方。”
看到臺下的同學都笑了，俞敏洪也笑了。不過，他隨即認真地確認說：“真的是這樣啊！”“到第三年的時候，我努了一把力，最后在我們那個外語補習班考了第一，才想起自己也許該報一所名牌大學。結果一不小心就被北大錄取了！”（笑）
“對于大學生來說，每個人的成長過程都不同，但成長永遠是需要痛苦的。我從農村挑著兩個麻袋來到了北大，根本不知道大學生活是怎么一回事。進宿舍第一天，我就碰到了一件特別痛苦的事情。”時隔二十多年，講起這件事，俞敏洪仍記憶猶新。“我同宿舍的一個同學——當然那時候還不認識，躺在床上拿著一本《第三帝國的興亡》在讀。我就覺得很奇怪，用很糟糕很難聽的普通話問他：‘咦，上大學還要看這種書的？’那個同學抬頭看了我一眼，那眼睛里是眼白多，黑眼珠少。這一眼在我生命中留下了極其深刻的印象，也幾乎改變了我的大學生活。它給我帶來了兩個后果，第一個后果：我大學四年感到極其自卑，到最后我什么都害怕，什么都恐懼。第二點，它使我知道，一個人要讀很多很多書。”
“在北大的四年里，我把每天的時間都放在讀各種各樣的文學、哲學、社會科學和其他一些我能讀懂的自然科學著作上。四年畢業的時候，我讀了大量的書，英語書反而成了其次的東西。所以我在北大的四年，英語學得非常糟糕。糟糕到畢業的時候，我連《飄》這樣的英文小說都讀不懂。”
“同時，我還養成了另外一個習慣，就是不善于和人打交道。首先我是從農村來的，普通話講不好；其次又產生了自卑的情緒。所以，除了跟宿舍的幾個人認識以外，跟北大的任何一個人都不認識。我在大學最大的損失之一，就是沒有參加任何大學生的活動。后來我深深體會到，大學生的活動實際上是很重要的。它對一個學生鍛煉自己的心志，鍛煉自己開朗的個性，鍛煉自己與人交往的能力，是非常的重要的。但是我沒有學到這個東西。所以說，我在北大的四年，過了一種比較痛苦的生活。”
“我在大學里是極其自卑的，到了什么地步呢？我在大學從沒談過戀愛。原則上這是有點不太正常的——當然也比較正常，因為我現在也很正常。（笑）但問題在于，我并不是不想談戀愛，我看上了我們班每一個女孩子啊！”（笑，掌聲）“那么為什么看上了一個女孩子卻不敢去追求呢？這就是自我衡量。有的人是把自己抬高了，我發現我們班上有的男孩子是勇往直前，結果往往是成功了。但我發現我是把自己往下貶的，比如說我的能力是10，我常常把自己貶到5。到現在我也有這個感覺，當然我不會再貶到5了。這是一個自我恐嚇的過程，有好處，也有壞處。好處是使你變得更謙虛，但它也可能使你失去本來應該屬于你的東西。”這一句話，他感慨萬千。“但是后來我發現，如果一個人從來沒有自卑過，只是自大、傲慢過，這個人一定很淺薄。世界對教學研究統計表明，在任何時候，一直在班上第1名到第5名的學生，最后成功的比率，遠遠低于第10名到第20名的學生。從小到大一直都一帆風順并不是個好事情，因為世界并不專為這樣的人設計。容不得挫折、失敗和落后，就不能將苦難變成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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