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7年7月31日，被囚禁的進步大學生波古柳博夫因在彼得堡市長特列波夫面前沒有行脫帽禮，竟遭到毒刑拷打。此事在俄羅斯民間引起軒然大波，女青年薇拉·查蘇利奇憤慨至極，1878年1月，她只身從外省趕到彼得堡，朝那個臭名昭著的家伙打了一槍。
薇拉當場被捕，后移交有陪審團參加的公開審判。她給人的印象是聰慧、和善，完全一副柔弱女性的模樣，與其后身材高大、手執馬刀的憲兵構成了鮮明對比。人們很難將之與“兇手”一詞聯系起來。
審理開始了。薇拉絲毫沒有為自己開脫的意思，而是再次指控特列波夫慘無人道的暴行：“……迫使一個被折磨得奄奄一息的人再次接受鞭笞和酷刑，這是多么殘忍……我覺得，絕不能也不應該讓這件事無聲無息地過去。我在等待著，可人們都保持緘默，特列波夫依舊有恃無恐地一次又一次濫施淫威。當我看不出有任何其他辦法可改變這種狀況時，便下定決心寧可犧牲自己，也要向世人證明：絕不能讓這個殘酷凌辱人類個性的人逍遙法外……舉起手來向一個人開槍——這是可怕的，但我意識到，必須這樣做！”
法庭辯論異常激烈，被告的辯護律師據理力爭，慷慨陳詞：“薇拉蓄謀殺人雖是事實，但她并非出于私心和個人復仇，而是為了保護另一個人的思想和名譽。在她的動機中有一種正直而崇高的熱忱。這個柔弱的少女勇敢地舉起了自己的手，去制止踐踏、凌辱人類尊嚴的行為，她擔負起了整個時代的職責……”律師的發言震撼了整座審判大廳。最終，陪審團宣告薇拉·查蘇利奇無罪。
開始，大家幾乎不敢相信這是真的。后來、媒體、民眾便明白了——那位律師，那些陪審員，他們民是“人”，也是“生命”，他們心中也藏著一個小小的“必須”，一記偉大的沖動：無論如何，我必須站在正義的一邊，必須對得起這位美麗的姑娘，對得起良心，對得起她無私的英勇和付出；無論如何，要給她和她的親人一個驚喜，給苦難深重的俄羅斯一個驚喜。
“必須”——這是對我震動最大的一個詞。它蘊涵著怎樣驚人的力量和決絕的信念？怎樣凜然的血性之光和激烈無聲的大義？我久久地思忖、體會著它，撫摩其質地、品性、硬度及光澤……
看到自己的同胞遭受如此殘酷的凌虐，她感覺自己也受到了傷害、受到了侮辱，因為自己也是生命、也是人。瘋狗咬的不僅僅是波古柳博夫，而是整個的俄羅斯民間力量，是針對全體“人”的挑釁和侵害，是對俄羅斯青年之血性和尊嚴的蔑視與不敬。生命是有尊嚴的，生命的權利和夢想是有整體感和連鎖性的，不能因為罪惡暫時沒有落到你的身上便暗自慶幸，不能因為老鼠沒有竄上你家的炕頭便高枕無憂——今天可以是他、是她，明天就可以是你、你們。罪惡蔑視的乃每一個，而非某一個。她最大的珍貴在于：那件事終于有人做了！她只是站在“常識”的立場上盡了一個人對另一個人的義務，且以“人類”的名義去做。可是，在一個靈魂和精神被擰成麻花的時代，恢復常人的常識多么艱難啊，正像魯迅所言：搬動一張課桌都要流血。多么令大家慚愧的少女的“獻身”！
(宋小婉摘自中國電影出版社《激動的舌頭》一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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