參加中考，是上世紀八十年代中期。記得，那天，我帶了一支鉛筆，一根直尺，一個圓規，一塊橡皮，三支圓珠筆，總之，該帶的，不該帶的，全帶上了，攥在手里，滿滿的一大把。
一個姓邢的同學，看了我一眼說：“你帶這么多干什么？”說完，他眉梢向上一抖，眼珠微微往眶角一輪，牽出滿臉的鄙夷與不屑來。
而他的手里，只有一支圓珠筆，連橡皮都不曾帶的。我仿佛是一個窮人，拿出幾個硬幣來擺闊，不小心正好被富人撞見。富人一說話，我滿臉的窘迫。
恍惚間，我想反駁幾句，卻無言以對。邢同學是我們班的學習尖子，老師的寵兒，而我夠不上差生，也幾乎相當。在這樣的鄙夷面前，我只好束手就范。
那一年，邢同學考上了師范，我沒考上，灰溜溜地讀了高中。
開始學習寫作，是在大二。那時，別的同學花前月下，盡享人生的快意，我卻伏在教室里一本正經地寫稿子。每寫出一篇文章來，都要高興得手舞足蹈，自我賞閱，自我陶醉，凡三五遍，不能自已。第二天，拿著稿子，便心急火燎地送到市報社的編輯部去。市報社離我們學校不遠，于是我常去。很快，副刊的編輯也就認識我了，但那位帶著眼鏡的老先生給我的永遠只有一句話：稿子放這里吧，有消息我告訴你。這與我的期待相去甚遠，我希望的情形是，他看完我的稿子后，拍案叫絕，說，這個稿子太好了，馬上發！
那時候，真是年少輕狂得可以。
后來，編輯部新來了一個編輯。據說是部隊轉業回來的才子，他漸漸對我頻繁光顧編輯部的做法不感冒了。有一天，我送完稿子，正要走，他從座位上站起來，說：“你以后，別來了行不行？！”
當時，我還沉浸在送稿子的喜悅和興奮里，他的話，不啻一個晴天霹靂。
我說：“怎么啦？”
“你看你都寫了些什么玩意兒，還好意思老來？”
他的后半句話，拖著方言與普通話交雜的腔調，怪怪的，怪得直到現在這個聲音還在我的耳畔回響。我抬眼看他，白凈而周正的臉上，是豐富的鄙夷，以及夾雜于其中的一點誠懇的憤怒。這樣白凈而周正的臉，再加上這樣豐富而激動的表情，一下子讓我刻骨銘心。
最后，我甩下一句話，說：“我偏來。”
這兩件事，在當時，都曾經被我認為是生命中的奇恥大辱。然而，經過這么多年歲月的打磨，我心平氣和地接受了，也理解了。那位姓邢的同學，初中畢業后，我們一直疏于聯系，也不知道他現在怎么樣了。如果哪一天，我看到他，我緊握著他的手所能感受到的，只會是幾十年重逢后的溫暖和喜悅。
至于那個編輯，即使我們重又邂逅了，我想，我們也只會行同陌路——他不認識我，我也認不出他來了。我曾耐心地翻看過我以前所寫的那些東西，實在是糟糕透頂。幸虧他站出來斷喝了一聲，否則，我就那樣糟糕透頂下去了。
現在，我該對當時對他的惡毒詛咒懺悔。年輕的心，總是狹隘自私的。即便，他那時真的是出于惡意，我也能原諒他。因為，假如我在他的位置上，我或許也會那么做。
我只是在人生的那一刻，與他們人性中惡的部分狹路相逢了。而在我看不到的另一刻，他們可能給另外的人的，卻是謙遜、友善和親切。他們并不是壞人。這個世界，可能原本就沒有壞人，只有被逼成壞人的人，以及被錯認為壞人的人。這樣看來，我們該原諒的人應該更多。
而這樣一想，人生的一切也就豁然開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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